这个时代有钱人的变态程度，我们穷人想象不出来|文摘#21
攀比、焦虑、填不满的欲望、还有存在主义危机，让一个人拼命工作赚钱的理由太多了。
纽约时报这篇专栏让我想起了之前BuzzFeed News的那篇《过劳一代》。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是视角不同，前者关注的是富人，后者关注的是普通人。但他们反思的其实是一个问题——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弊端。
什么是现代性的弊端？可以参考知乎上的这个回答。
两百年前工业革命的时候就有人在反思现代性，但是最近这几年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开始变多了。这个事情和经济周期有关，经济发展好的时候，人民有信仰，民族有希望，国家有力量，大家巴不得被资本异化。但现在经济进入了衰退期，机会在变少，市场就像冬眠了一样，死气沉沉，导致没有钱的人不愿奋斗（奋斗没用了），有钱的人开始焦虑。
在几年前，社交媒体上关于工作的讨论都是“努力抓住阶级跃升的窗口期”。我记得我大学时，媒体们讲的都是创业公司的造富神话，喊的口号是“Work hard，play hard”。我们惊叹于一个一个独角兽拔地而起，在创业公司里没有见过“凌晨4点的北京”是可耻的。那时候每个人都怀抱着重崇高的理想和远景，不是“改变世界”，就是“让世界变得更美好”，看起来十分真诚，一点都不像装的。
甚至直到半年前，Wework的创始人被赶出公司之前，纽约时报还发了一篇评论《年轻人，你们为何假装热爱工作？》，看起来中关村的创业文化已经输出到了大洋彼岸的旧金山。只不过这时风向已经变了，纽约时报在写这篇文章时不像中国媒体，习惯性的歌颂企业家的奋斗和伟大，而是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问题的核心：
许多公司仍然以冠冕堂皇之辞为工作贴金
可不是嘛，“改变世界”这话在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”时是真诚的，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，除了给自己贴金，还有什么价值？这篇文章刊载时WeWork估值是400亿美金，现在WeWork上市失败,估值缩水只剩两成。愿景和鸡汤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总是不堪一击。
其实，现在大部分人不是不想工作，只是不想活的这么累。我相信大部分普通人是有一个退休计划的，类似于“攒够多少钱”、“工作到多少岁”就退休这种。
正是基于此，纽约时报的作者就提出了开头的那个问题。
可是为什么他们停不下来？这不是一个问题，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规律。
现在的社会就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一样，一旦开动，除非机器抛锚，否则不会停止。我们就是机器里的一颗颗齿轮，机器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。某种程度上，我们的文明社会确实就像卢梭在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中说的那样，是一场开弓没有回头箭的“骗局”。
回到实际中来，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，如果CEO们不好好工作，如果公司垮了，他们可对不起董事会给他们开的高工资。
但是，我相信每一个个体都能在这个环境下找到出路。战胜周期的最好方法是保持乐观。
多巴胺斋戒（Dopamine fasting）：张一鸣的延时满足理论现在有了硅谷信徒
硅谷的有钱人不仅热爱工作，还喜欢限制自己的快感，活脱脱像一个机器人。
Vox最近的一篇报道解开了硅谷“多巴胺斋戒”的神秘面纱。所谓“多巴胺斋戒”，字面意思是限制多巴胺——那个能让你感到快乐的神经物质——分泌。操作方法有很多，例如少玩手机多工作，少吃零食多运动。
提出这项号召的加州大学的神经学教授Cameron Sepah说，如果不对多巴胺分泌加以限制，我们就会习惯高水平的多巴胺，然后去追求更大的刺激。
这套理论和张一鸣的延时满足异曲同工，都把满足感视为大敌。
按Sepah的说法，他提出这项倡议是希望大家能夺回生活的掌控，例如让自己不会在手机铃声响起时第一时间去看手机。
不过也有些科学家表达了不同观点，例如Vox采访的神经学家Judson Brewer就说，“长期来看，强迫自己的做法不会有效果……只会让你丧失自己所爱的东西。但因为你仍然喜欢它，所以你最终会回到原点。”
这几年硅谷不仅是科技神话和财富神话的诞生地，也催生出不少颇有影响力的生活方式。例如Soylent这类的代餐、 旧石器时代饮食 等等。
这些东西的支持者都宣称有科学依据，也收获了一大票科技公司高管的支持。但在外人看来，这种诡异的生活方式周围总是环绕着宗教般的神秘色彩。
或许，科技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宗教。
结果如下：
- 公司人均营收（当月营收/公司人数）同比提高了40%
- 电力消耗下降了23%
- 打印纸张消耗下降了60%
因为结果看起来不错，微软今年冬天还要继续实验。
新西兰也尝试过类似的减少工作日的实验，生产效率提高了20%。
不过，也有部分微软日本分公司的经理表示不理解，有些雇员表达了缩短工时会招致经理不满。
我还没有找到这个实验的具体操作方法，所以不清楚到底是如何实施的。因为有的工作并非坐班制，例如销售，晚上陪客户吃饭到底算上班还是下班呢？再例如程序员/设计师，有电脑的地方就能工作。关注这些人如何实践一周4日工作制更有意义，因为他们才是深受加班摧残的群体。
想起在发布活动公告的时候，有位读者在我的文章下面留言：“为什么探讨垃圾问题时，嘉宾席没有这一知识领域的专家呢？”
我回复ta：“因为公民不需要成为专家也能够为社会事务和环境问题负起责任。拍出《垃圾围城》、《塑料王国》的纪录片导演王久良不是垃圾处理领域的专家，调查雾霾问题的柴静不是环保领域的专家。有好奇心和研究、学习的方法论，人人都能够去推动公共议题。赋权普通人正是应对垃圾问题的关键，我们只不过在身体力行这一点。”
直到现在，我仍然相信公民教育公民，而不是权威教育公民。因为关键不在于谁更有资格处理公共事务，而在于在很多社会议题上，普通人有着和既得利益者不一样的stake，所以前者不能将自己的权益完全让渡给后者去决定。
题图：《摩登时代》
